《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15）
中山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
■书名：《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
■作者：刘卫华
■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系河北博物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刘卫华多年潜心著述的精品力作，全书51万余字、270余张图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独特的剖析视角，细微解读中山文物，立体描述中山风云，全景描摹中山国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精彩呈现雄风浩荡的中山精神。不仅揭示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还深入剖析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从而还原中山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工艺等各个方面的整体面貌，让中山雄风得以重现于世。
中山国虽然有游牧的传统，但是其所在的太行山东麓一带，大部分为冲积扇平原和山麓平原，适宜农耕。《战国中山国若干历史问题考辨》作者路洪昌认为：“中山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只不过其西北一隅山区以牧业为主而已。”根据自然条件分析，中山国比较适宜种植的粮食作物有黍、稷等。黍是中国最早耕种的作物之一，煮熟后有黏性，在古代中国北方广泛种植。稷，即粟，去壳后为小米，是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品种，古代以稷为百谷之长。《史记·封禅书》中有“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之说，此处的鄗即中山国之鄗邑，可见鄗邑一带黍的质量一向非常好，特用于封禅。战国中山国王墓西库出土的四件铜簠中，有两件所盛食物呈深褐色，颗粒较细，有谷壳，推测原为小米饭。另有两件所盛放食物呈褐色，颗粒较粗，空隙较大而长，有稻壳，说明原盛放大米。战国时北方水稻种植量少，只有贵族才能“食夫稻，衣夫锦”，大米饭多供贵族食用。中山国所食稻米产于何地，尚难考证。
高粱也应是中山国种植的重要作物，中山成公墓出土的一件簋形灯内，装有已经炭化的带壳高粱。在石家庄市市庄村遗址，也出土有两堆炭化的高粱，说明在这一地区高粱种植广泛。战国时期，菽（即大豆）的种植非常普遍，中山国的自然条件也非常适合大豆的种植。战国时期，史书中明确记载晋国有麦的种植，《左传·成公十年》记：“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周正六月相当于夏正四月，正值收获小麦的季节，可见所种应为冬小麦。《左传·成公十八年》晋国贵族提到晋悼公的哥哥时谓：“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中山与晋国相邻，也应当有麦的种植。
中山国的农业生产结构中，以农耕为重，兼有牧业，还应有少量渔业和山林经济。中山国的西部、西北部地区是低山、丘陵地带，间有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适宜红枣等林木类经济作物生长。据史料记载，枣树是原产中国的树种，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炭化枣核，说明枣树在中国已有8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中山国统治核心所在的今平山、阜平一带，红枣等的生产至今仍负有盛名。
古代麻和丝的种植均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当时两种主要的服装原料。因为丝、麻易朽，中山国出土的丝、麻织物制品多为残存的遗迹，其中麻织物遗迹多用于王墓中包裹或覆盖器物，丝织物多为车或船构件上的装饰。属于中山国境内的正定南杨庄曾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两件陶蚕蛹，说明这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养蚕。从《诗经》的记载看，春秋前期桑蚕事业在我国黄河流域分布很广。从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看，当时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出产各种丝织品，并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三晋所在的冀州，亦素习蚕桑”“燕、代田畜而事蚕”“东北的燕国和赵的代地，也还有蚕桑事业”。
河北平山县穆家庄中山国墓葬出土的狩猎宴乐纹铜盖豆的豆柄座上有采桑图，图中一名妇女正在树上采桑，桑树上挂有采集桶。树下也有几名正在采桑的妇女，有的正伸手采摘，有的正将桑叶放到桶中。还有一名妇女一手提采集桶、一手拉着一个小女孩正在行走。画面生动反映出当时采桑活动的情景，说明中山国有一定的种桑养蚕业。中山国灵寿城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商业活动区发现有45件陶纺轮，有圆饼形、圆形鼓凸面和圆形高凸面三种形式，大小不一、形制多样，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纺织业的状况。
中山国境内河流众多，还有一定的渔猎经济。流经灵寿境内的滹沱河，水量丰沛，鱼类资源丰富。中山国守丘刻石上所言“监罟囿臣”就是监管捕鱼、池苑的官员。灵寿古城1、2号居住遗址中发现有陶网坠，石家庄市市庄村遗址出土的铜钩可能也属渔猎工具，反映出中山国有一定的渔猎经济。
■作者：刘卫华
■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系河北博物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刘卫华多年潜心著述的精品力作，全书51万余字、270余张图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独特的剖析视角，细微解读中山文物，立体描述中山风云，全景描摹中山国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精彩呈现雄风浩荡的中山精神。不仅揭示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还深入剖析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从而还原中山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工艺等各个方面的整体面貌，让中山雄风得以重现于世。
中山国虽然有游牧的传统，但是其所在的太行山东麓一带，大部分为冲积扇平原和山麓平原，适宜农耕。《战国中山国若干历史问题考辨》作者路洪昌认为：“中山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只不过其西北一隅山区以牧业为主而已。”根据自然条件分析，中山国比较适宜种植的粮食作物有黍、稷等。黍是中国最早耕种的作物之一，煮熟后有黏性，在古代中国北方广泛种植。稷，即粟，去壳后为小米，是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品种，古代以稷为百谷之长。《史记·封禅书》中有“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之说，此处的鄗即中山国之鄗邑，可见鄗邑一带黍的质量一向非常好，特用于封禅。战国中山国王墓西库出土的四件铜簠中，有两件所盛食物呈深褐色，颗粒较细，有谷壳，推测原为小米饭。另有两件所盛放食物呈褐色，颗粒较粗，空隙较大而长，有稻壳，说明原盛放大米。战国时北方水稻种植量少，只有贵族才能“食夫稻，衣夫锦”，大米饭多供贵族食用。中山国所食稻米产于何地，尚难考证。
高粱也应是中山国种植的重要作物，中山成公墓出土的一件簋形灯内，装有已经炭化的带壳高粱。在石家庄市市庄村遗址，也出土有两堆炭化的高粱，说明在这一地区高粱种植广泛。战国时期，菽（即大豆）的种植非常普遍，中山国的自然条件也非常适合大豆的种植。战国时期，史书中明确记载晋国有麦的种植，《左传·成公十年》记：“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周正六月相当于夏正四月，正值收获小麦的季节，可见所种应为冬小麦。《左传·成公十八年》晋国贵族提到晋悼公的哥哥时谓：“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中山与晋国相邻，也应当有麦的种植。
中山国的农业生产结构中，以农耕为重，兼有牧业，还应有少量渔业和山林经济。中山国的西部、西北部地区是低山、丘陵地带，间有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适宜红枣等林木类经济作物生长。据史料记载，枣树是原产中国的树种，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炭化枣核，说明枣树在中国已有8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中山国统治核心所在的今平山、阜平一带，红枣等的生产至今仍负有盛名。
古代麻和丝的种植均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当时两种主要的服装原料。因为丝、麻易朽，中山国出土的丝、麻织物制品多为残存的遗迹，其中麻织物遗迹多用于王墓中包裹或覆盖器物，丝织物多为车或船构件上的装饰。属于中山国境内的正定南杨庄曾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两件陶蚕蛹，说明这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养蚕。从《诗经》的记载看，春秋前期桑蚕事业在我国黄河流域分布很广。从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看，当时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出产各种丝织品，并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三晋所在的冀州，亦素习蚕桑”“燕、代田畜而事蚕”“东北的燕国和赵的代地，也还有蚕桑事业”。
河北平山县穆家庄中山国墓葬出土的狩猎宴乐纹铜盖豆的豆柄座上有采桑图，图中一名妇女正在树上采桑，桑树上挂有采集桶。树下也有几名正在采桑的妇女，有的正伸手采摘，有的正将桑叶放到桶中。还有一名妇女一手提采集桶、一手拉着一个小女孩正在行走。画面生动反映出当时采桑活动的情景，说明中山国有一定的种桑养蚕业。中山国灵寿城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商业活动区发现有45件陶纺轮，有圆饼形、圆形鼓凸面和圆形高凸面三种形式，大小不一、形制多样，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纺织业的状况。
中山国境内河流众多，还有一定的渔猎经济。流经灵寿境内的滹沱河，水量丰沛，鱼类资源丰富。中山国守丘刻石上所言“监罟囿臣”就是监管捕鱼、池苑的官员。灵寿古城1、2号居住遗址中发现有陶网坠，石家庄市市庄村遗址出土的铜钩可能也属渔猎工具，反映出中山国有一定的渔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