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贯长虹
——评孙万勇《天地有正气：颜杲卿、颜真卿双忠记》
■文/戴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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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天地有正气：颜杲卿、颜真卿双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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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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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文天祥《正气歌》中“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这一千古绝唱，使“常山舌”成为忠烈精神的象征；而《天地有正气：颜杲卿、颜真卿双忠记》以史笔为刃，剖开安史之乱那段烽火岁月，将颜氏兄弟舍生取义这一壮举及其家国同构的精神密码，鲜活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双忠”的深情致敬，更是一场关于“何为正气”的精神寻根之旅。
作者以“双忠”为叙事核心，巧妙勾勒出颜杲卿与颜真卿殊途同归这一精神图谱。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在安禄山叛军压境之时，以“吾乃大唐臣子，岂能向逆贼称臣”的决绝，联合堂弟颜真卿起兵抗敌，最终城破被俘，骂贼不屈，被割舌仍含血喷敌，以生命践行忠之极致。颜真卿则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暗中联络河北十七郡响应朝廷，后以《祭侄文稿》的泣血之笔，将家国悲痛化为“天下第二行书”，用艺术与气节诠释“义”之深沉。
书中尤为动人之处在于对“常山舌”与“祭侄稿”所作的深度解读。前者是以身殉国这般壮烈，后者是以文载道这般悲怆；二者共同构成正气的具象表达。作者通过大量史料的还原，如颜杲卿被俘后“吾为朝廷守土，岂能降贼”这一怒斥，颜真卿书写《祭侄文稿》时“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这般泣血，让读者看到：正气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危难时刻所作的选择，是生死关头所持的坚守。
孙万勇以文学笔法写史，以史家视角叙事，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融入细腻的情感刻画与场景还原。比如描写常山之战，既有“贼兵围城，箭如雨下”的紧张氛围，也有颜杲卿“抚剑长啸，誓与城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在叙述《祭侄文稿》创作时，不仅分析其书法艺术，更聚焦于颜真卿“抚棺恸哭，笔随泪落”的心理挣扎。
书中对安史之乱背景所作的铺陈也颇具匠心。作者并未局限于颜氏兄弟的事迹，而是将他们所做的选择置于盛唐转衰的大历史当中：从李隆基的昏聩到安禄山的野心，从河北郡县的摇摆到平民百姓的苦难，构建出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紧密相连的叙事框架。这种写法让正气的内涵更具时代穿透力——它不仅是颜氏兄弟的个人品格，更是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
作者通过“双忠”故事，提炼出“忠、义、勇、节”的精神内核。书中提到，颜真卿晚年仍坚守气节，面对叛将李希烈的威逼利诱，以“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回应，最终被缢杀——这种终身守节的品格值得颂扬。颜氏兄弟的事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从文天祥的《正气歌》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这种精神一脉相承。
作为历史文化学者，孙万勇的严谨态度贯穿全书。从颜氏家族谱系的梳理，到“安史之乱”时间线的考证，再到《祭侄文稿》墨迹的辨析，每一处细节都力求信而有征。例如，书中纠正颜杲卿被割舌后仍能说话的民间传说，依据《资治通鉴》等史料，还原“贼钩断其舌，犹含血喷贼”的真实场景，既尊重历史，又凸显悲壮。同时，作者对“双忠”的书写并非歌功颂德，而是保持客观视角。他既肯定颜杲卿首举义旗的功绩，也指出其兵力不足、孤军奋战的局限；既赞美颜真卿的书法成就，也分析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导致的政治困境。这种不溢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让“双忠”形象更具说服力，也让“正气”的内涵更显厚重。
合上这本书，颜杲卿的怒斥、颜真卿的泣血、《正气歌》的吟唱，仍在耳边回荡。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本精神启示录——它告诉人们：正气从未远去，它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中，在平凡日子的坚守本心中，在文化传承的薪火相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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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天地有正气：颜杲卿、颜真卿双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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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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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文天祥《正气歌》中“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这一千古绝唱，使“常山舌”成为忠烈精神的象征；而《天地有正气：颜杲卿、颜真卿双忠记》以史笔为刃，剖开安史之乱那段烽火岁月，将颜氏兄弟舍生取义这一壮举及其家国同构的精神密码，鲜活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双忠”的深情致敬，更是一场关于“何为正气”的精神寻根之旅。
作者以“双忠”为叙事核心，巧妙勾勒出颜杲卿与颜真卿殊途同归这一精神图谱。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在安禄山叛军压境之时，以“吾乃大唐臣子，岂能向逆贼称臣”的决绝，联合堂弟颜真卿起兵抗敌，最终城破被俘，骂贼不屈，被割舌仍含血喷敌，以生命践行忠之极致。颜真卿则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暗中联络河北十七郡响应朝廷，后以《祭侄文稿》的泣血之笔，将家国悲痛化为“天下第二行书”，用艺术与气节诠释“义”之深沉。
书中尤为动人之处在于对“常山舌”与“祭侄稿”所作的深度解读。前者是以身殉国这般壮烈，后者是以文载道这般悲怆；二者共同构成正气的具象表达。作者通过大量史料的还原，如颜杲卿被俘后“吾为朝廷守土，岂能降贼”这一怒斥，颜真卿书写《祭侄文稿》时“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这般泣血，让读者看到：正气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危难时刻所作的选择，是生死关头所持的坚守。
孙万勇以文学笔法写史，以史家视角叙事，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融入细腻的情感刻画与场景还原。比如描写常山之战，既有“贼兵围城，箭如雨下”的紧张氛围，也有颜杲卿“抚剑长啸，誓与城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在叙述《祭侄文稿》创作时，不仅分析其书法艺术，更聚焦于颜真卿“抚棺恸哭，笔随泪落”的心理挣扎。
书中对安史之乱背景所作的铺陈也颇具匠心。作者并未局限于颜氏兄弟的事迹，而是将他们所做的选择置于盛唐转衰的大历史当中：从李隆基的昏聩到安禄山的野心，从河北郡县的摇摆到平民百姓的苦难，构建出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紧密相连的叙事框架。这种写法让正气的内涵更具时代穿透力——它不仅是颜氏兄弟的个人品格，更是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
作者通过“双忠”故事，提炼出“忠、义、勇、节”的精神内核。书中提到，颜真卿晚年仍坚守气节，面对叛将李希烈的威逼利诱，以“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回应，最终被缢杀——这种终身守节的品格值得颂扬。颜氏兄弟的事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从文天祥的《正气歌》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这种精神一脉相承。
作为历史文化学者，孙万勇的严谨态度贯穿全书。从颜氏家族谱系的梳理，到“安史之乱”时间线的考证，再到《祭侄文稿》墨迹的辨析，每一处细节都力求信而有征。例如，书中纠正颜杲卿被割舌后仍能说话的民间传说，依据《资治通鉴》等史料，还原“贼钩断其舌，犹含血喷贼”的真实场景，既尊重历史，又凸显悲壮。同时，作者对“双忠”的书写并非歌功颂德，而是保持客观视角。他既肯定颜杲卿首举义旗的功绩，也指出其兵力不足、孤军奋战的局限；既赞美颜真卿的书法成就，也分析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导致的政治困境。这种不溢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让“双忠”形象更具说服力，也让“正气”的内涵更显厚重。
合上这本书，颜杲卿的怒斥、颜真卿的泣血、《正气歌》的吟唱，仍在耳边回荡。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本精神启示录——它告诉人们：正气从未远去，它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中，在平凡日子的坚守本心中，在文化传承的薪火相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