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入芦花都不见”处相遇
■文/王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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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十论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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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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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汪曾祺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我在读王彬彬的《十论汪曾祺》时,便是沿着这话,走进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精神对话。
王彬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以“快人快语、行云流水”的批评风格著称。面对汪曾祺,他却敛起锋芒,换上近乎虔诚的细读姿态。《十论汪曾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0篇论文层层递进:从早期小说片论,到创作资源、修辞艺术、语言美学,最终抵达心理表现与文学史价值。尤为难得的是,他将大量笔墨倾注于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的40余篇早期小说——这部分,恰是探究汪曾祺文学基因的密码。
王彬彬分析《翠子》时,他捕捉到一个细节:翠子打着风雨灯迎接男主人归来,“却是父亲提着的。翠子静静地跟在后面”。丫头本该为老爷照路,老爷却接过灯为丫头照路。王彬彬感叹:“仅仅这一个细节,就把父亲对翠子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彬彬的批评语言与汪曾祺的创作语言形成奇妙互文。汪曾祺主张“融奇崛于平淡”,王彬彬则以平实之语抵达深处。他将汪曾祺小说语言分为三类:口语化极高的《受戒》、书面语与口语平衡的《大淖记事》、书面语化极高的《徙》。看似简单,实则有系统把握。
汪曾祺早年也“华丽”“多变”,王彬彬不想让他被贴上“冲淡平和”的标签,而是还原完整的发展脉络。从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主义尝试,到20世纪80年代的口语化回归,汪曾祺的道路是断裂与延续间的艰难抉择。他对现代主义“设了底限”——良好的“语感”和“用词的准确性”,这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对汉语尊严的坚守。
汪曾祺回忆,七岁读“一片一片又一片……飞入芦花都不见”,便已感受到句子的美。他说自己写散文、小说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王彬彬的《十论汪曾祺》,何尝不是一次“飞入芦花都不见”式的阅读?10篇论文,如10片雪花,落入汪曾祺那片温润的文学芦花之中,消融于难以言说的审美共鸣。
王彬彬沉溺于汪曾祺的文字世界数十年,他揭示:汪曾祺的价值,不仅在于写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优雅余韵,更在于其以一生的写作证明——汉语在现代性浪潮中依然保有从容、准确、温润的力量。这种力量,穿越时代,飞入芦花,不见其形,却闻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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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十论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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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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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汪曾祺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我在读王彬彬的《十论汪曾祺》时,便是沿着这话,走进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精神对话。
王彬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以“快人快语、行云流水”的批评风格著称。面对汪曾祺,他却敛起锋芒,换上近乎虔诚的细读姿态。《十论汪曾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0篇论文层层递进:从早期小说片论,到创作资源、修辞艺术、语言美学,最终抵达心理表现与文学史价值。尤为难得的是,他将大量笔墨倾注于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的40余篇早期小说——这部分,恰是探究汪曾祺文学基因的密码。
王彬彬分析《翠子》时,他捕捉到一个细节:翠子打着风雨灯迎接男主人归来,“却是父亲提着的。翠子静静地跟在后面”。丫头本该为老爷照路,老爷却接过灯为丫头照路。王彬彬感叹:“仅仅这一个细节,就把父亲对翠子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彬彬的批评语言与汪曾祺的创作语言形成奇妙互文。汪曾祺主张“融奇崛于平淡”,王彬彬则以平实之语抵达深处。他将汪曾祺小说语言分为三类:口语化极高的《受戒》、书面语与口语平衡的《大淖记事》、书面语化极高的《徙》。看似简单,实则有系统把握。
汪曾祺早年也“华丽”“多变”,王彬彬不想让他被贴上“冲淡平和”的标签,而是还原完整的发展脉络。从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主义尝试,到20世纪80年代的口语化回归,汪曾祺的道路是断裂与延续间的艰难抉择。他对现代主义“设了底限”——良好的“语感”和“用词的准确性”,这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对汉语尊严的坚守。
汪曾祺回忆,七岁读“一片一片又一片……飞入芦花都不见”,便已感受到句子的美。他说自己写散文、小说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王彬彬的《十论汪曾祺》,何尝不是一次“飞入芦花都不见”式的阅读?10篇论文,如10片雪花,落入汪曾祺那片温润的文学芦花之中,消融于难以言说的审美共鸣。
王彬彬沉溺于汪曾祺的文字世界数十年,他揭示:汪曾祺的价值,不仅在于写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优雅余韵,更在于其以一生的写作证明——汉语在现代性浪潮中依然保有从容、准确、温润的力量。这种力量,穿越时代,飞入芦花,不见其形,却闻其香。
